【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川藏屠夫:赵尔丰开边二三事

楼主:京华烟云AMIP 时间:2012-05-09 13:00:00 点击:47786 回复: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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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所谓“川边”


  无论按照历史还是按照民族,在传统上,拥有“泸定桥”的那个泸定一直是四川汉藏两区的分界。

  顾名思义,“泸定”这个名字无疑是取“泸水安定”或类似之意,况且它还是出自康熙皇帝的御赐——在皇帝的印象中,泸定桥下那条奔腾的大渡河在古代应该叫做“泸水”,为此皇帝于康熙45年(公元1706年)特地赐名“泸定”,希望以此地名护佑大渡河以西广大藏区的安定,并命人在泸定桥头的石碑上刻下了自己的御笔亲书。

  可是博学的皇帝这次却记错了,大渡河古时候的称呼其实并非他所认为的“泸水”,而是后来出生于大渡河终点四川乐山的郭沫若名字中包含的那条“沫”水,真正的“泸水”是指金沙江在四川宜宾以上川滇交界处的那一段(另一说指怒江)。但在那个金口玉言的时代,皇帝当然是永远不会错的,于是“泸定”这个奇怪的名字便一直延续了下来。

  历史上的泸定似乎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央政权的控制,比如由此向西的所有河流几乎都有藏语名字,但大渡河却是例外,学者们认为,大渡河之所以从来没有藏名,是因为藏族地方势力从来没有真正占据过这里。

  大渡河以西,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川边”,那里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人居住的区域,与大渡河以东朝廷任命的有任期的流动官员相对应,统治川边的是大大小小世袭的土官。

  这里有春科、高日、林葱、纳夺、孔萨、麻书、白利、东科、朱倭、单东、余科、绰斯甲、咱里、冷边、沈边、崇喜、毛垭、曲登等上百家土司。其中最突出的是号称“川边四大土司”的德格宣慰司、明正宣慰司、理塘宣抚司以及巴塘宣抚司,他们管辖着有着安抚司、长官司、土千户等头衔的其他三十多个土司,以及八十多个土百户。

  我国自古以来人必分三六九等,因而这些土官也是分等级的,他们中最高级的是宣慰司,正三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部级;其次是宣抚司,正四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司局或地区级;再次是从四品安抚司,以下还有长官司、千户、百户等,不一而足。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些边远地方的土司势力只要不谋反,朝廷一般是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因此在历代王朝的所谓“羁縻”政策下,土司们也就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从古至今,人们进入藏区以后,便随处可以见到身披暗红色袈裟袒露右臂的喇嘛们。现在许多人已经知道了,其实并非所有的藏传佛教僧侣都可以称为“喇嘛”,这个词藏语意为“上师”,原来仅是对有资格指导信徒修行的高级僧侣的尊称,而藏传佛教的普通僧人一般只能称为“阿卡”。但后来随着汉藏混居,没那么多讲究的人们叫得也就随便一些,僧人是否“喇嘛”区分得便没那么严格了。

  当年,川边的另一个庞大的势力便是寺院集团,它们不仅占据了许多庄园和牧场,还吸收了大量人口,而这些人出家后就基本上不事生产了。藏区的寺院以藏传佛教为主,藏传佛教即藏语系佛教,在汉文典籍中曾被称为“喇嘛教”,其中又分为格鲁派(俗称黄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以及宁玛派(俗称红教),一些大派别下面还有小派别。此外,藏区中还有虽然并非佛教但形式上已与藏传佛教十分接近的苯教(即俗称的黑教)。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藏区民主改革时,根据当地政府组织的社会调查的结果,甘孜州共有寺庙575座,当时有僧人、觉姆(藏传佛教中出家的尼姑)八万人,约占当时全州人口的14.7%。

  通过上面的数据,想必数学好的读者们已经反向推算出来了,也就是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甘孜州的全部人口也不过五六十万,那它的面积有多大呢,超过十五万平方公里,当真是地广人稀。因此,即使把这一大块土地单拎出来专门成立一个省的话,其面积在全国各省份中也居于中游,大致和江西、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辽宁这几个省中的一个相仿佛。

  您还别说,在历史上,“川边”还真曾经是一个单独的省份。对民国时期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们想必记得,民国的疆域内曾有一个西康省,设于1939年,1950年解放后更名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后于1955年废止,它就是在清朝“川边”的基础上成立的。西康省所辖地主要为今天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等,其藏族区域基本相当于藏族传统地理划分中除云南迪庆和青海玉树之外的康区。

  累计它所管辖的行政区划,西康省的面积大约是现在甘孜州的三倍也就是超过了45万平方公里,看上去无疑相当吓人,即使放在今天也能轻松地在全国排名前六。然而,这只是一个理论面积,由于各种地方势力的割据——事实上西康省的省长刘文辉将军就是其中最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民国政府所能控制的真实面积要远远小于此数。尤其是,西康省对金沙江以北的藏族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其实毫无控制力,那里实际上由西藏达赖喇嘛任命的昌都总管统治。

  如果由民国西康省再往前追溯,清末的“川边”则更为辽阔,人们普遍认为,后来西康省之所以能够成立,应主要归功于清末光绪和宣统年间打下的基础。那时候的“川边”,其实是“川滇边务大臣”辖区的简称,而该大臣尽管职涉“川滇”,但其中的“滇”地却基本没他什么事,他主要管的还是“川”地。

  即使这样,“川边”的地盘也已经大得足以让人头晕目眩了,其范围东起汉藏分界的大渡河,向西竟然一直到达离西藏首府拉萨不到三百公里的太昭(现在的工布江达县),也就是说一直延伸到了达赖喇嘛的眼皮底下,不仅包括后来西康省辖区,而且几乎整个西藏东南部都在川滇边务大臣的掌控之内。

  当然了,光面积大并不算什么,但神奇的是这片广大的土地竟然几乎没有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无论是土司还是寺院,基本上都服服贴贴。但是,与其说这些地方首领心甘情愿地服从中央,还不如说是巨大的恐惧让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而这一切,主要源自一个人的到来,一个在历史上有着“屠户”恶名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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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部分内容,主要出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一章《遥远的畏途》第五节《大渡桥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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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京华烟云AMIP 时间:2012-05-09 13:13:30
  
  《1、康定来了“赵屠户”》(1)



  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赵尔丰的“屠户”恶名,其实早在那场让他声名狼籍的“保路运动”之前很久就有了。

  同样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赵屠户”这个可怕的绰号,甚至原本与畏惧他的藏族人也毫无关系。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3年),年近六旬的地市级干部赵尔丰正混迹于一大批与他差不多年纪等待退休的官员中,心中想必相当郁闷。

  这个表字季和的老人,出生于其后世本家赵本山口中那个“比较大的城市”——辽宁铁岭(时称‘辽阳’)。尽管来自大清故都的龙兴之地,但大家从姓名可以看出,他应该既不是满人也不是其他少数民族,似乎更像清末那些迫于生活逃荒来东北的汉人。但这样想其实又错了,赵家并非闯关东的普通汉人,而是属于一个介于满汉之间的特殊群体,即所谓的“汉军旗人”。

  这个名称是清朝特有的古怪制度的产物——清朝初期为了解决满族兵源不足的问题,便将投降过来的汉人仿照八旗制度编为各汉军旗,其属下及后代就被称为“汉军旗人”,可以与满人通婚,大致相当于享受满人待遇的汉人,清朝许多名臣如年羹尧等就是这样的汉军旗人。

  赵家属汉军八旗中的正蓝旗,其祖籍为山东莱州(今蓬莱)。赵尔丰兄弟四人,他的父亲作过山东泰安知府,他的两个哥哥尔震、尔巽以及弟弟尔萃都早早中了进士,惟独老三尔丰考试成绩实在太差,屡试不第后只好像许多旗人一样花钱捐了个前程,由管盐务的小官开始,慢慢熬了起来。

  脾气倔强的赵尔丰在滑不留手的官场里过得并不如意,一直到四十三岁,他才终于熬上了知县,先后任职于山西的静乐和永济。也就是在山西任上,他遇到了时任山西按察使即相当于副省长兼省政法委书记的锡良,其前途才渐渐明朗。从那时起,老赵决定今后就跟随这位小自己八岁的老大混了,而锡良对这位晚清官场中少有的实干官员也始终青睐有加。

  锡良字清弼,他与赵尔丰一样是并非满人的旗人,不同的是他属于蒙古八旗而非汉军八旗。此人在民间的风评相当不错,不仅勤政而且廉洁,甚至面对让朝廷卑躬屈膝的洋大人也表现得不卑不亢,也就是说,按照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传统标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官。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开始在辖区内积极推行朝廷和太后老佛爷提倡的所谓“新政”。在锡良的积极争取下,四川终于从洋人手中争得了修筑川汉铁路的自主权,但总督大人当时肯定想不到,正是这条一直没有完工的铁路,日后却让自己的老朋友赵尔丰丢了脑袋。

  锡良任四川总督后,很快调来自己一直欣赏的赵尔丰。在总督的推荐下,赵升任为永宁道道员——这是一个正四品的职位,其级别在相当于省级的巡抚和市级的知府之间,大致相当于地区专员。而在此前一年,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就已经“护理山西巡抚”(即代理山西省长),成为封疆大吏,这时的赵老二更已经是从一品的户部尚书了。因此,很难说赵尔丰升官有没有其二哥的影响因素在内,但即使有,在当时的人看来应该也不算过分,这次升职更像是对一个年近花甲、职业生涯接近终点的老人的最后安慰。

  这种临近出局的年龄和不上不下的职位,可能让当时的赵尔丰非常尴尬。对于许多同样境遇的官员来说,既然晋升的希望十分渺茫,那么完全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喝茶混事,等着几年后朝廷批准致仕。本朝规定的官员致仕年龄是七十岁,但执行起来并不十分严格,除非做到尚书或督抚以上一定级别的大官,一般官员在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退休都算正常。没准告老还乡时,朝廷念及多年苦劳,兴许还能赐块“大夫第”之类的匾额,回到家乡也能拉风一把。

  但这并不是赵尔丰的选择。也许是前辈姜太公八十岁才参加工作的事迹一直激励着他,不服老的赵尔丰在永宁道的职位上干得热火朝天风声水起,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赢得了“屠户”的桂冠。

  赵尔丰管辖的永宁道原名川南道,大致位于现在的四川南部泸州一带,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这里民风彪悍,常有殴斗发生,帮会势力更是相当强大。当地的主要帮会有两个,一个是小商贩、农民以及失业者等社会底层组成的“龙会”(一般认为该帮会属于更著名的哥老会的一支),另一个是士绅、团保等地方高层组成的“成会”,从人员成分来看,二者无疑针锋相对。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冬,两个帮派又一次爆发大规模械斗,“龙会”对官府处理结果不满,最终在首领彭友章、彭清成兄弟率领下宣布起事。按照赵尔丰的说法,彭氏兄弟自称“彭南王”,“分委大千岁、二千岁及大小将军等伪官,伙集匪徒数千,盘踞古蔺苗沟,抗纳国课,打死宫军,公然跳梁造反。”

  于是,赵尔丰被朝廷加授“兵备道”职衔,奉命率兵进剿,期间清军的杀戮应该相当多。对此,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后来在其主编的《清史稿》中为弟弟辩解道,赵老三尽管杀了不少人,但他其实是在为民除害,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时会匪为患,尔丰受任即亲出巡剿,凡八阅月,诛巨匪百馀人,民始安业。”

  但川南当地人的说法却完全不同。人们说,赵尔丰一到地方,就立即打开监狱清点囚犯,“连同各屯团总送来的所谓匪徒,在他‘送来不误,有名即杀’的原则下,不问是否冤曲挟嫌,即令全数屠杀示威。”不仅如此,赵道台还下令搜山,将所有的小沟岩洞,草垛林盘,搜查得天翻地覆,不论男女老幼,抓到就杀。

  当地人中参加“龙会”的当然不免,就是一般农民或失业的青壮年,以及和团保势力稍有私仇宿怨的,团保们为了报复邀功,无不逮捕,不断地一串一串由各路纷纷送往赵尔丰行辕处决,“一批一批地杀,一天一天地杀,只杀得风凄云惨,天愁地暗”。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川南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赵尔丰的可怕故事,据说他某天杀人,定案死罪的共有三十九人,他嫌数不够整,要求手下赶紧去查,最后找到一个对邻居说了几句不当言论的十五岁少年,终于凑成四十,一起砍了脑袋。此外还有“活剐许三”的故事,据说当地居民许三与其表哥、团练头头傅华封(即傅嵩炑,赵对他相当欣赏,一直刻意提拔,最后让他接替了自己的川边大臣之职)历来不和,两家积怨甚深,帮会起义发生后,傅遂乘机公报私仇,将许打成谋反要犯,最后赵尔丰竟然将许三凌迟处死。

  就这样,“赵屠户”的大名遂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川南大地。在清军的血腥镇压下,当地民变很快被平息下去,期间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恐怕现在已经很难说清。但是,即使在这些对赵屠夫一片声讨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赵的严酷似乎并不仅仅针对外人:

  据说有一天,赵尔丰看到一个卖面的老者扭着一个清兵吵闹,说他吃面不给钱,当兵的自然不认,双方争执不下。于是,赵道台下令将该士兵当场开膛破腹,当他查实死人肚中并无面条痕迹后,便立刻转过来下令将卖面人杀来抵命。

  我们无法判断这故事究竟是原创还是转贴,因为身为同样故事的主人公,赵尔丰演得,后来《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似乎也演得。我们要说的是,这种对人对己同样严厉的性情似乎贯穿了赵尔丰生命的始终,日后他率领的军队在藏区杀戮甚重,对土司和寺院的财物更是毫不客气,却极少有骚扰普通百姓的事情发生,其严酷的军纪可见一斑。

  搞定川南帮会势力的造反后,赵尔丰的目光出人意料地移向了遥远的西藏。现在的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老赵的思维为什么这么具有跳跃性,非要勉强解释的话,只能说他也许天生就是为了这个而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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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部分内容,主要引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二章《男人们的康定》第二节《“岳公爷”和“赵屠户”》
  • 春雨神剑: 举报  2016-04-22 23:31:59  评论

    可惜一代名将 维护民族统一的人杰 居然命丧卑鄙无耻的清末民初投机分子尹昌衡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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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京华烟云AMIP 时间:2012-05-09 13:16:04
  

  《1、康定来了“赵屠户”》(2)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二十一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开始亲政,五年之后他彻底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权。此时的西藏正处在山雨欲来之际,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英国殖民者早已蚕食光了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周边尼泊尔等缓冲区域也在其控制之中。英国人正对西藏虎视耽耽步步紧逼,而大清朝廷当时内外交困,对西藏的控制力其实已相当虚弱。

  理论上,清朝皇帝委任的驻藏大臣在西藏拥有最高权威,所有重要的人事任命都要经他批准,他甚至可以否决达赖喇嘛下达的政令。但实际上,由于清朝在西藏的驻军和官吏通常都很少,驻藏大臣权威的实施主要依赖于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当地官员们的配合,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配合往往会大打折扣。

  更不幸的是,时任驻藏大臣的裕钢是个软弱的孱头,对英国人的无理要求只会唯唯诺诺推脱敷衍,年轻的达赖喇嘛对他嗤之以鼻,进而对派出这种无能之辈的朝廷也蔑视有加,最后凡事都自己做主完全不和驻藏大臣商量。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达赖喇嘛对英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反而与同样觊觎西藏的俄国眉来眼去。

  最后,就连帮助清廷办理中英交涉的英国驻亚东税务司巴尔(W.R.M.D.Parr)都看不过去了,他感叹地写道:“毫无疑问,现任驻藏大臣裕钢已决心在其继任者到来之前尽可能不承担任何责任。藏人目前令人难以忍受之态度若确非受到驻藏大臣指使,则必定是他们已不再受驻藏大臣控制之结果,而驻藏大臣似乎只关心在藏人与英人发生冲突之前安然脱身。”

  1902年底,裕钢终于得到了他期待已久的脱身机会,朝廷宣布由有泰担任驻藏大臣,以替换在拉萨惶惶不可终日的裕钢,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这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人事安排。就在此时,山那一边的英国人已经秣马厉兵,多支部队组建停当,随时准备开始启动针对西藏的大规模入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英国对西藏领土的贪婪觊觎和达赖喇嘛的桀骜不逊强烈刺激了赵尔丰,更也许是朝廷对西藏政策之糜烂实在让他忍无可忍不得不说,总之就在转过年来的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3年),年近花甲的赵尔丰毅然向朝廷上书,提出了著名的《平康三策》。

  所谓《平康三策》,是赵尔丰对处理西藏问题的三条纲领性建议,头一策是整顿川滇之际一向放任自流的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并派官治理;第二策是将康区单独建为行省并实行改土归流,即仿造内地设置州县,以有限任期的朝廷官员代替世袭土司来治理,以保障西南边陲的安定;第三策是第二策的继续和延伸,将川、康、藏联合起来成立大区,仿造当时正筹备中的东三省总督辖区,设立西三省总督统一管理,以杜绝英国人对西藏的觊觎,并消除达赖喇嘛依附外国的念想。

  奏章上报后如泥牛入海,尽管赵尔丰的老大锡良对《平康三策》相当欣赏,可是朝廷方面很明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忙于庚子善后的老佛爷并不打算采纳他的建议,况且西藏局势起码在表面上还是风平浪静,似乎没有必要去自找麻烦。

  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赵的建议相当有预见性,仅仅过了一年,西藏的混乱状况即使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其实都已经算抬举了。

  1903年12月,英国对西藏的大规模入侵终于开始。十三世达赖喇嘛积极组织各地藏军参战抵抗,随后便爆发了那场我们通过电影而熟悉的“红河谷”之战,江孜守军几乎全部壮烈战死——笔者书中有一章“血与火的江孜”,专门纪念这场惨烈的战争,在此不再赘述。尽管英勇无畏,但停留在中世纪水平的藏军根本无法与装备现代化枪炮的敌人抗衡,到了1904年8月3日,英军终于占领拉萨,达赖喇嘛被迫逃亡。

  战争开始后,驻藏大臣有泰的表现极其拙劣,他不仅百般阻挠西藏人参加抗战,而且竟然盼望着藏军失败,“言番众再大败,即有转机”。原来,他打的如意算盘是借着英国人的力量,压服不听话的达赖喇嘛,即“笃念邦交,即令前来,不过多费唇舌,而借以收回事权,亦觉有益”。在达赖喇嘛出亡后,有泰又奏称其 “贻误兵机,擅离招地”,终于导致朝廷革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

  就在英军进入拉萨的第二天,有泰亲自到英军营内,“以牛羊米面犒其士卒,及以礼物酬应办事诸员”,并表示愿意“协同工作,迅速努力于条约之完成”。对于这场抗英战争,有泰则一如既往地推卸责任,甚至向英军首领荣赫鹏诉苦,“有泰往见荣赫鹏,自言无权,受制商上”——我没啥权力,所有这些坏事都是西藏人自己做的,与自己没有丝毫关系。

  哦,原来西藏与代表中国政府的你没有关系啊,那这事儿好办多了,就由我来代劳处理吧!于是“荣赫鹏笑颔之,英人即据为中国在藏无主权之证”。狡猾的英国人遂自说自画地拟订了一份《拉萨条约》,并于1904年9月7日在西藏首府拉萨,终于强迫“与中国没关系”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完成了签字画押。

  此时,组织抵抗英军的达赖喇嘛已经逃亡在外,自然不会授权签字,英国人曾要求有泰在该条约上签字,但有泰被秘书人员劝阻因而未签。最后,在西藏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甘丹法王洛桑坚赞推无可推,只得愁眉苦脸地签了字。

  条约中除了规定西藏必须开放商埠并赔款外,还要求拆除由印度到拉萨沿途防御工事,尤其是“除经英国事先同意外,西藏土地不得让卖、租典与任何外国;西藏一切事务不准任何外国干涉;任何外国不准派员入藏;西藏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其他权利不得让与任何外国或其臣民;西藏各项进款,或货物或现金不许抵押或让与任何外国或其臣民。”

  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出来,这份条约的主体一个是英国,另一个是西藏,压根儿没中国政府什么事儿,有泰作茧自缚的恶果彰显无疑。这是继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1893年的《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后,英国逼迫中国签定的第三个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它们不仅为今天西方支持的所谓 “藏独”提供了口实——比如著名吹鼓手夏格巴就宣称这是“英藏在拉萨达成友好和谅解,直接签订了条约,很明显是承认了西藏独立自主”,同时它们也埋下了导致邻里纠纷的恶魔之种——后来中印两个大国间的那些烦恼与哀愁,相当一部分就发源于此。

  在一没有清朝中央政府授权,二没有驻藏大臣签字,三没达赖喇嘛授权签字的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擅自签订的《拉萨条约》,当然非法而且无效。可我们也不禁要问,一方面,强盗就是强盗,无论什么借口都无法将其罪洗白,但另一方面,给强盗提供借口的人,难道不也是从犯吗?

  此时的赵尔丰仍然在永宁道的任上,对于西藏发生的这些变故,他也许痛心疾首,但却无能为力。

楼主京华烟云AMIP 时间:2012-05-09 13:19:26
  

  《1、康定来了“赵屠户”》(3)



  幸运只眷顾有准备的人,到了1905年,赵尔丰的事业终于又发生转机。就在那一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竟然在川滇藏交界的巴塘被当地武装所杀,同行五十多人全部遇难。

  公平地说,这位凤大臣并非庸碌之辈,为人干练又勇于任事,此前他曾在川为官二十年,以“治盗能,驭下猛”而闻名。上任后,凤大臣的工作思路如募勇垦荒、削减寺庙僧尼以及收回三瞻(即现在的甘孜州新龙县,地扼川藏南北道,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划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等也都不乏真知灼见,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凤全开始的实践,才为赵尔丰日后“改土归流”工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可惜这位爷的脾气比才能更大,他到处端着旗人大爷的架子“谩骂成性”,开口闭口自称“凤老子”,甚至拿烟袋锅子在前来觐见的土司头顶敲打,扬言“好戴尔颅头!凤老子早晚杀尔蛮狗”,受辱的土司们自然怨愤难当,凤全却“毫不警惕,亦不设策预防”,最终被巴塘土司和丁林寺武装联合干掉。

  消息传来,举朝震惊。更为严重的是,与凤大臣同时被杀的随行者并非都是中国人,其中竟然有两名法国传教士!这下麻烦可大了,洋人们愤怒的抗议终于酿成了严重的外交事件,再联想起当年导致老佛爷差点下岗的庚子国变,其源头不正是义和团杀了洋人吗?一念及此,太后的心中肯定不寒而栗,当年的那场大劫难中的悲惨经历仿佛又历历在目。

  才经历庚子国变没几年的朝廷又怒又怕,终于想起了两年前曾上书言平藏之策的赵大人,此人如此言之有据,想必是一名西藏问题专家,那这棘手的差使就是他的了!于是,在赵的后台老板锡良总督的大力推荐下,朝廷终于调赵尔丰为建昌道道员(辖区在今天四川雅安一带),负责军务督办兼办后勤,同时招兵买马,由赵率领与四川提督马维骐一起赴巴塘平乱。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5月,年已六旬的赵尔丰到达打箭炉,也就是今天那个“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的康定。这首现在早已家喻户晓的曲子其实来自于康定的一首民歌,当地人称之为“溜溜调”,1944年,音乐家沙梅把这首歌曲收录出版在他的《沙梅歌曲集》中,命名为《跑马溜溜的山上》。后来,作曲家江定仙又将《跑马溜溜的山上》改为《康定情歌》,由当时著名歌手喻宜萱演唱,随即在全国迅速走红。

  在赵尔丰来此之前,明正土司已经统治打箭炉数百年了,这位土司的全称是长长的“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至于“明正”这个词的由来,一直说法很多,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相关的专业著作,嫌麻烦的话找笔者的书看看亦可。

  需要说的是,明正土司在藏区的影响力相当大,他是清朝川边四大土司(名正、理塘、巴塘和德格)之一,其官阶也是土司中最高的,为从三品的副省部级,甚至比赵尔丰担任的四品道员还要高。

  当然了,实力并不是全由官阶决定的。就在打箭炉,强龙赵尔丰道台要求地头蛇明正宣慰使响应国家号召,带头上缴土司权力凭证即印信和号纸改土归流,这位汉名叫做“甲宜斋”的末代土司当然不愿意,遂唆使附近的道孚土司发动了武装叛乱。

  叛军被镇压后,甲宜斋按律当斩,一向严厉的赵尔丰却换了一副面孔,反而向朝廷求起情来,说土司以前对朝廷还比较恭顺,参与叛乱是被坏人诱入歧途,情有可原,建议免其一死,最后朝廷只命令他上缴大印了事。甲宜斋千恩万谢地走了,他的领地随即被没收,打箭炉延续了几百年的土司统治从此结束。

  做为一名思虑周密的指挥官,赵尔丰自然知道出兵打仗粮草先行,但他带来的汉族军人却吃不惯藏区的主食糌粑,而藏区又不产汉区的主食稻米,因此赵尔丰决定把打箭炉打造成粮草转运基地。可是问题又来了,打箭炉以西海拔高气候寒,负责粮食运输的汉族人难以适应,因此从雅安等地过来的运输队只能先把稻米送到打箭炉,交给打箭炉同知(官名,即副知府)查收储存,然后再征调打箭炉以西的土司们派牛马来运。

  史载,雅安运过来的这些稻米都是麻袋装好后由牛马驮运,沿途麻袋磨损会造成粮食散失损耗,所以在打箭炉一定要先雇工用牛皮包裹后,才能再往西运输。由于打箭炉同知衙门每天都在为转运军粮而忙碌,当地老百姓于是都称其为军粮府。

  来到打箭炉一个月后的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6月,赵尔丰在打箭炉储足了三个月军粮,遂率自己招募和训练的五营新军出关,朝着动乱中的巴塘进发,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七年的铁血生涯。

  七年之中,山河表里归于王化,土司人头滚滚落地,“赵屠户”的大名由打箭炉扩散到川边,进而传遍整个藏区,直至名扬全国,而他本人却在大业将成之际功亏一篑,引得后人留下无数叹息。这都是后面要说的故事了。

  由赵尔丰训练和带领的这支军队,此后随他身经百战刀头舔血,成为川边寺院和土司头人们最惧怕的力量。与李世民的“玄甲兵”、袁崇焕的“关宁铁骑”等著名部队类似,他们后来也被人们冠以一个专门的名称,这就是晚清赫赫有名的“边军”。

  按照现代观点,与更为西化的北洋军和湖北新军甚至四川新军相比,赵尔丰的边军还是一支传统的旧式军队,但从日后的战果来看,这支看上去甚至有些土里土气的部队无疑是清军中的精锐之一,成为晚清中国西南的中流砥柱。

  既然是精锐,人数自然就不会太多,史载边军最初不过两千人,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团的编制,其主官称统领,下设五个营,由管带(营长)率领,每营分四个哨(连),由哨官(连长)管理,每哨辖十个棚(班)。棚是最基层编制,包括十名士兵,由什长(班长)带领。

  与戚家军主要由勇不畏死的义乌矿工组成类似,边军士兵也都是招募来的各地新进丁壮而非老兵油子,他们多为出身本分的庄稼汉,身体结实而且为人老实。这支队伍配备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九子洋枪,训练严格武器精良,赵又施之以严酷的纪律管理,因而战斗力极强。

  后来,由于川边改土归流的全面铺开,边军兵力实在捉襟见肘,赵又奏请朝廷增加了七个营的编制,但即使这样,那时候的边军总数也不会超过五千人。

  也就是在赵尔丰任上,古老的打箭炉被改称为康定府,从此“康定”这个名称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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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部分内容,主要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二章《男人们的康定》第二节《“岳公爷”和“赵屠户”》和第三节《明正土司及康巴人》
楼主京华烟云AMIP 时间:2012-05-09 13:25:19
  

  注:边军使用的主要单兵武器九子洋枪



  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在民间它又被称为“九子火”,但笔者此前一直没查到这种枪具体是什么。顾名思义它应该能装弹九发,可在笔者的印象中,当时(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著名的单兵枪械里似乎并没有它这么一号,即使美国西部片牛仔常用的著名的温彻斯特杠杆枪,其长长的弹管里似乎也只能装七发子弹。难道是某种特制的型号?亦或是弹具八发枪膛又一发因而最多九发?

  后来,按照一位朋友的考证,九子枪即M1871/84式毛瑟连珠步枪,又叫“九子连”、“九响枪”、“九子枪”、“九响毛瑟枪”。它可以装九发子弹(采用8发管状弹仓供弹,加上枪膛中1发,共九发),因此得名。

  它是德国毛瑟公司在M1871式单发步枪基础上改进设计而成的可以实施连续射击的一种优秀步枪,我国形象地称之为“连珠枪”。这种枪的特点是在枪管下护木中有一管状弹仓,枪弹首尾相接,可以实施连续射击。1884年,德军决定装备该枪,并定型为M1871/84式。后来由于四川机器局大量仿制,在四川军队中装备较多。

  笔者又查到,德国共生产M1871/84步枪约95万支,当时每支售价55马克,约合13.5美元。清政府曾大量购买M1871/84步枪,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该枪是清军的主要用枪。

  尽管在推出时是一支优秀步枪,但它毕竟属于普法战争时代的产物,到了赵尔丰挺进川边的二十世纪初期,该枪其实已经落后。M1871/84步枪仍使用11.15×60mm黑火药枪弹,但为了防止弹仓中的后一发枪弹顶燃前一发枪弹,不得不将弹头由半圆形改成平头形状,装药和弹形导致了该枪初速不高,仅有435m/s。另外,该枪的这种管式弹仓机构也容易出现供弹故障。

  后来,挺进藏区的边军在与装备英式快枪的喇嘛们对抗时,在武器上并没有讨到便宜,所谓“英式快枪”应该是当时英军装备的Lee-Enfield步枪,据说是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从印度采购的武器。

  因此对于这种“九子洋枪”,即使德军自己也没有长时间使用,M1871/84步枪装备几年后就被M1888步枪所替代。到赵尔丰出川时,德军早已彻底淘汰了该枪,他们装备了另一种优秀步枪,这就是著名的毛瑟98式。


楼主京华烟云AMIP 时间:2012-05-09 19:59:40
  @秃机步枪001 2012-05-09 13:32:13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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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楼主京华烟云AMIP 时间:2012-05-10 10:03:23
  

  《2、桑披寺的恐怖人偶》(1)



  1906年6月9日深夜,赵尔丰率领的清军终于攻入了围困已久的乡城桑披寺。摇曳的火炬光影中,刚刚杀进寺院的士兵们惊讶地发现大殿门口悬挂着一个人形的东西,正随着门口吹来的风飘来荡去,在凄凉的夜色中似乎散发着阵阵血腥气息。

  等靠近了仔细看,这些刀头舔血的军人们都吓得心惊胆战头皮发麻——那无疑是一整张被剥下来的人皮,里面用稻草填得满满当当后再密封起来,从而做成了一个恐怖的人偶。

  有知情者叹息说,这肯定就是施大人的遗体啊!

  此事说来话长,我们还是接着上一节,从凤全被杀后开始吧。

  其实,一开始赵尔丰并非清廷委派处理凤全案的主办官员,只是后来因缘巧合,本来在康定督办后方军务的赵道台才最终喧宾夺主。

  与川边其他地方一样,凤全被杀之地巴塘也是由当地土司统治着,巴塘土司与临近的理塘(旧时写作‘里塘’)土司都是川边四大土司之一,但与前面写过的康定土司以及后面要写的德格土司不一样,这两“塘”土司并不是世袭的,而是按惯例由头人中选出——《清史稿》写道:“里塘、巴塘两土司例于头人内拣补,与他土司不同。”另外,两家土司的级别也略低于康定和德格的宣慰司,其官阶是正四品的宣抚司。

  研究藏区的西方人似乎也注意到了巴塘土司的特点,比如在《西藏的土地与政体》中,美国人皮德罗.卡拉斯科这样写道:

  “在1718年中国人占领以前,巴塘由拉藏汗(当时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任命的两名第巴管理,每隔几年轮换一次。当时,在他们的管辖之下有三十三个村庄,六千九百二十户普通家庭和二千一百一十名喇嘛。

  “中国与达赖喇嘛的领域划分了疆界,1728年,他们向两名第巴授与了委任状和大印。就是在那时决定了主要的地方头人应该是一名中国官员,并封给限期为几年的保有地,但土著军官应是世袭的。

  “十九世纪时,这两名第巴皆选自当时内部通婚的两个家庭中。第一个第巴叫巴德巴,第二个称为涅安德巴。在巴塘的中国官员由四川的总督每三年任命一次,有一名文官和两名武官。”

  上面所谓的“第巴”,在汉文中又有“第斯”、“第司”等写法,这是藏区一个古老的头衔,大概是泛泛指“首领”的意思,其具体职务则覆盖了从统治全藏的法王到村里小小头人的广大范围,比如笔者前文《仓央嘉措》中那位西藏摄政桑结嘉措,其头衔就是“第巴”或“第司”。在这里,“第巴”无疑是指“土司”,而那个美国人所说的“两名第巴”其实也没错——巴塘不仅有土司,还有一位副土司,他们在清朝史料中分别被称为大营官和二营官。

  当时的巴塘正土司即大营官在汉文中记作“罗进宝”,与康定土司的汉名“甲宜斋”类似,这很可能也是一个汉语名字。查对相关史料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前文提到的那个被“凤老子”用烟袋敲打头顶并受其无端辱骂的土司,就是这个巴塘大营官罗进宝。尽管此前凤全在巴塘的屯垦政策触犯了当地土司和寺院的利益,但罗进宝最多也就是暗中捣鬼,并不值得搭上身家性命来犯如此惊天大案,可凤大臣给罗土司脑袋上的那一烟袋锅子使得事情的性质完全转变了——作为当地高高在上、人人敬畏的土皇帝,却遭到凤大臣这种肆无忌惮的人身侮辱,极可能是导致罗进宝心动杀机的最直接诱因。

  凤全一行被难消息报到北京,清廷大为震怒,指派四川提督马维骐率领川军前往剿办,马奉谕后即率巡防军五营开赴巴塘。按,马维骐,云南人,回族,制营军功出身,以彪悍善战著称,曾率军在越南参加抗法战争并得到朝廷恩赏的“博多欢巴图鲁”名号,时人曾评论说:“法越之战,滇军多有功,而以维骐及覃修纲、吴永安为著。”据说马将军不仅能打仗,而且文武全才,征战之余勤习诗书,颇有儒将风度。

  巴塘土司和丁林寺武装喇嘛设计杀了凤全后,知道朝廷必定派兵前来问罪,早已调集僧俗民众沿途防堵。马维骐带领大兵抵达离巴塘还有一站路(约五、六十里)的绷察木时,藏族武装凭当地森林险要拼死抵抗,战斗颇为激烈,清军一时受阻难前。

  按照时人记载,马维骐在敌人的顽强抵抗下,大喊:“娃娃们鼓劲,只有这点时候了。”然后率先冲了上去。老爷子当时已经年过六十,见年迈的主帅竟然如此生猛,其麾下的“娃娃”们顿时热血沸腾,纷纷奋勇向前,疯狂地向敌人冲了过去。藏族武装见敌人攻势凶猛,便互相以“甲惹瓮“招呼(藏语里‘甲’是汉人,‘惹’是豹子,‘瓮’是来了,意思是说汉人豹子来了)。最后,藏兵们抵挡不住,只好沿巴楚河败退入七村沟。

  此战清军大获全胜,不仅将敌人杀得溃退,而且其首脑巴塘正副土司即大、二营官都死于乱军中,凤全一案的始作俑者罗进宝就此了帐(一说他并没有战死,而是事后被清军擒获处死)。清军于是浩浩荡荡通过巴塘,杀向下一目标——巴塘土司的盟友丁林寺。丁林寺喇嘛们此前已逃过巴楚河,他们随即拆毁了河上的大木桥,然后向自己的家乡七村沟逃去。

  清军随即进驻丁林寺,但这帮家伙实在太没出息,很快便因“打起发”(四川方言,据说来自于袍哥的黑话,小偷小摸或趁乱打劫的意思)互争财物,一些士兵开始撒野放火,结果竟将丁林寺烧毁。住的地方烧没了,他们不得不撤回到巴塘街上,分驻在已被杀的巴塘大、二营官即正副土司的官寨里。

  锡良对前一阶段的进展无疑相当满意,进而对凤全事件最后的调查报告翘首以待。但令总督大人没想到的是,马维骐在巴塘驻扎了相当长时间却再无下文,对于凤全案不但没有设法从速了结,反而惹出了另外的麻烦。

  这事儿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原来巴塘居民中有几户回民,但却一直没有清真寺,他们势力弱小也不敢过于出头,心里想必空荡荡的。现在可好了,同是回族的马维骐杀来,而其属下士兵中回民也相当多。于是,当地回民马学富、马光久等向马提督提出请求,希望大人能帮同族一把,像洋人们在巴塘建教堂一样,也在这里修建一座清真寺,以慰我等之心。马提督大喜,双方一拍即合,遂选定岳公桥对岸为清真寺寺址,并修好了烧砖瓦的窑子,摩拳擦掌准备大张旗鼓地开干,而凤全一案的善后工作则被提督大人彻底丢到了脑后。当地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且多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民尽管心存不满,但在高压之下敢怒不敢言,只能等着秋后算帐。

  得知此事,锡良总督哭笑不得,继而又头大如斗。锡良的仕途是从临近中国西北的山西开始的,他想必对四十年前让整个西北陷入尸山血海的“同治回乱”所知甚多并心有余悸,当年,面对着南方太平军和北方穆斯林民兵的双重打击,大清朝的统治几度摇摇欲坠。

  洋人在巴塘被杀的教案尚未了结,可不敢再生回藏仇杀的事端。很可能,这种“不给领导惹麻烦”的想法让锡良决定立即换马,总之他火速奏请朝廷调回意